公認的傑作
是哪些截然不同的思路、見解和巧思組合起來，才稱得上傑作？無論是一幅幾世紀以來一直被數百萬人圍觀的畫，或是重新思考功能性結構的建築，還是改寫社會大眾如何理解自己的雕塑；究竟令一件作品昇華為傑作的必要元素是甚麼？
「顯然，即使不是不可能，也很難闡明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傑作定義」，羅浮宮前總監Henri Loyrette在The Louvre and the Masterpiece目錄中如此記錄；發表於2009年，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展覽。
當然，我們不能為此臚列一份精準的撮要；但我們知道，所有傑作都是送給全人類的禮物，是超越時間的產物；這些傑作前無古人，教曉我們新觀念，代表了一個地方的時間和文化，並以獨特的方式與我們交流。
正如「蒙娜麗莎」立即閃現在我們的腦海中。文藝復興時期創作了大量肖像畫；然而，這位坐下來的黑髮女郎，神秘的微微一笑，就令達文西這幅畫作迷醉了眾多藝術專家甚至普通觀眾。羅浮宮館長Jean-Pierre Cuzin表示：「此後的肖像畫歷史，全都基於蒙娜麗莎。如果您看看其他肖像畫；例如您看畢加索的肖像畫，無論您命名哪一幅，全部畫作的靈感都來自這幅畫。」
這種影響力和誘發力流傳了幾個世紀，無疑標誌著這是真正的傑作。從探討畫中女郎的真實身份，到意外揭發了層層顏料下面隱藏的原始筆觸，「蒙娜麗莎」帶給我們的驚喜從未間斷；然而，僅憑這點魅力仍不足以稱為傑作。
有人可能會說，傑作是從突破界限開始的。例如，打破常規的包浩斯 School of Design著力去蕪存菁，主張簡化線條及修飾——這與20世紀初的宏偉建築和偏重裝飾的主流大相徑庭——並帶來突破性的結構設計，即位於捷克布爾諾的招牌極簡主義別墅Tugendhat。
包浩斯運動的首任導師Walter Gropius，及其繼任者Hannes Meyer和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提倡的美學原則，到了今天依然在全球引起回響。這些欠缺裝飾、又堅守簡約原則的大樓，在20世紀歐洲的建築物中鶴立雞群。然而，包浩斯學校一開始就受到保守政治勢力的迫害，擔心其激進的革新力量及全新的思維方式。
最令人費解又驚訝的，是一件傑作所蘊藏的矛盾：具有象徵意義，故此經常被討論；同時又永遠保持神秘應。試想像奧地利的象徵主義畫家Gustav Klimts，於1912年繪畫、被無限複製而又名為「The Lady in Gold」的Adele Bloch-Bauer I肖像畫，人們便永遠解不開這名畫家與其繆斯女神的實際關係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人們開始對畫家大量使用閃亮色調產生一點好奇心。維也納藝術史學家Tobias Natter博士說：「即使我曾修讀藝術史，Adele Bloch-Bauer I 的金色形象仍使我迷惑不解。」這也可能與那一段獨特的歷史背景有關，當時的婦女正爭取教育和社會自由。
作家兼評議人Jill Lloyd博士在Natter於2016年出版的Klimt and the Women of Vienna's Golden Age, 1900–1918一書中如此評說：「Gustav Klimt才華洋溢的藝術生涯恰逢一段深刻的文化時期，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氣氛正醞釀改革，他正好見證了女性的社會地位歷經根本變化。」
大眾對於作品所用的技巧，以及創作時的社會環境的好奇心，鞏固了這件作品的傑作地位。無論是其神秘感、影響力、美感或是背景內容，一件傑作都能講述故事；包括過去和現在的故事。這些作品以共同的價值和對永恆的欣賞，將前人與我們在現今世界連接起來、將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連接起來。
傑作始於突破界限。每件傑作的面世，總是帶來驚喜；傑作永遠不會停滯下來，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深化其意義並成為永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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